前 言
近年来，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据公安机关统计， 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特别是在全国各地有关醉酒驾车引起的数起醉驾导致多人死亡的几起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审理，更是引起全国新闻媒体和网络舆论的热炒和热议。鉴于醉酒犯罪立法司法落后的状况，最高院于去年紧急发布了两个指导案例，同时，还于2010年2月10日，紧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弥补立法和司法的不足。
作为一名专职执业律师，笔者在对大量此类案件的关注和研究中发现，律师在为此类案件提供辩护时，却常常陷入一种困局，除了将醉酒作为一种说明主观故意较轻的情节，以及作为量刑时的一个酌定情节外，很难有更大的突破。笔者现根据自己近年来的办案实践和理论学习，总结一点经验和思考，以期对打破目前在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上的相对困局有所帮助。
一、醉酒犯罪的背景和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费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大量产生和不断增加，由“酗酒”行为引起的“醉酒”继而发生“醉酒犯罪”的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醉酒现象引发大量的社会病、社会矛盾，如家庭不和、离婚等等，部分酗酒人员沦为社会边缘人员，大量的家庭也陷入贫困状态。而其中最大最严重最典型的社会危害后果，就是因醉酒而引发的各种犯罪现象的增加，从而造成各类的刑事犯罪案件较大幅度的上升。
在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统计资料显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交通肇事、 盗窃、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案件中，醉酒构成犯罪案发的前提性诱因或直接性原因的案件越来越多，至少占一半左右。
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酒类生产与消费的不断增加
据我国商业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白酒产量大规模提升，从1980年的215万吨迅速扩展到1996年的801万吨。虽然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其后有所下调。但从2005年起出现恢复性增长，2006年上半年，白酒产量成为全球第一。而根据《2006～2007中国糖酒业市场年度报告》，2006年我国啤酒产量为3515万千升，同比增长14.7％；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38.8亿元，同比增长16.37％。啤酒的需求量仍呈增涨趋势，预计今后两年将保持10％左右的增速。
从以上这些酒类生产及销售的数据不难看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和国民个人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天天喝酒在经济上已不是困难的事情，人们的酒类消费需求决定了无论是产量还是消费需求都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生活中的醉酒现象频发。
2、整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落实上明显滞后。
3、国家和社会对社会上存在的广义范围的精神病病人社会管理的忽视。
二、现行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局现状。
1、律师如何在这些因酗酒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做好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确保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得到公平的判决，首先要克服律师在理解对《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如何领会贯彻的难题。《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有些律师理解此条款规定的就是：我国法律认为醉酒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对其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负完全的刑事责任，连少许的余地都没有。
2、当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教学中对醉酒犯罪的某一类当事人还有另一种处置的方法，就是把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区别开来区别对待。生理性醉酒当然要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对病理性醉酒的案犯，依照有关医学研究成果理论认为：此种醉酒犯罪的案犯应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办理。即将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照“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对待，按照“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也一直是这样实施的。
可是，在刑事案件辩护实践中，属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是非常少的，此辩护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针对上述提出的难点，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和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已经为我们律师辩护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三、破解现行醉酒犯罪辩护困局的新方法
1、在这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飞速发展的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对“醉酒犯罪”的性质、分类、醉酒人的主观方面、刑事责任能力等等方面，均作出了比较可靠的研究定性，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发展、刑事司法实践和律师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实践依据。
2、精神病医学科学的发展成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精神病医学科学界也和我国的各行各界一样，在精神病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卫生部的组织下，我国精神病医学科学界的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订了我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0年）。同时，在精神病医学理论上，还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
在最新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在精神疾病分类标准的第二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中的第一个病名就是：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alcohol [F10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根据现有资料显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概念是：“精神障碍由饮酒所引起，可在一次饮酒后发生，也可由长期饮酒形成依赖后逐渐出现，或突然停饮后急剧产生症状。除精神障碍外，往往合并有躯体症状和体征。’’
3、精神病医学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唯一出路。
从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方面看，《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是：“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
“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从该词汇的文字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嗜酒成性（酒精依赖症）的人在醉酒后出现的精神混乱状态。他还不是属于精神障碍的范围，只是一种属于精神病范围内的精神随意现象。从此词汇的含义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在1989年制定以后，对我国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学理论无太大推定作用的原因。
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使我们任何一个律师接到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时，首先产生的第一个概念——他就是一个精神病人（虽然是暂时性的），这是由国家医学神经病科学诊断标准强制规定的。他的犯罪行为是在醉酒以后的精神错乱期间发生的，是由于精神病发作造成的。从犯罪主体范围上讲，可以是任何一个喝酒的人，而没有任何过多的限制。
从以上两个病名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而《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的病名 “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从准确性上还是从概念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确定为精神障碍的科学定性成果，使我国从无到有，确立了醉酒犯罪的嫌疑人首先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概念，醉酒犯罪的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不能排除是由于精神病发作造成的。从犯罪主体范围上讲，可能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喝酒的人，没有任何过多限制的全部概念。
这就是医学科学推动法学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忠实反映和结论，并将为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提供了一条新的刑事辩护的科学出路。
4/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的法律理论方法和科学依据。
既然作为国家医学科学诊断标准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已经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确定为精神障碍，确定为我国精神病诊断的一个病名。我们律师就可以通过对《刑法》第十八条的全面理解和运用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我们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的对策和办法就是：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1款-第3款规定的法律条文，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辩护时，首先根据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虽然是暂时性的），其行为属于精神障碍的国家精神病学病名标准，正式的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医鉴定。以确认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真实状况。为律师下一步的庭审进行准备科学证据，确保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得到公平的审判，以争取较轻或减轻的刑事处罚。
5、我国现在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医鉴定的状况。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律师和少数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此类的先行实践。根据有关资料看，律师凡是在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法医鉴定，并得到司法机关批准进行的，绝大多数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都得到了较轻或减轻的刑罚处罚。
本律师在2007年的3-6月份，曾经受理过一起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醉酒抢劫的犯罪案件，我就采取了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法医鉴定的办法进行辩护。在得到司法机关批准鉴定后，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对犯罪嫌疑人仲XX做出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该《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
从案卷提供的材料结合鉴定时的有关检查，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标准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有关学说，我们认为被鉴定人仲XX属于：酒依赖所致人格改变。2007年2月25日作案时属于复杂性醉酒状态，考虑到具体案情，我们认为其2007年2月25日作案时可以被评估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该案的办案机关接到《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后的不久，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仲XX被该办案机关撤案释放。
律师在醉酒犯罪刑事辩护中的新方法新思路的实质就是：运用国家精神病学病名的科学标准，运用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是暂时性精神病人的医学原理，根据《刑法》第18条第1至3款的法律规定，在不排除使用《刑法》第18条第4款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法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以收集到对该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医学鉴定，以便为犯罪嫌疑人进行罪轻辩护。
四、辩护律师必须掌握的司法精神病常见分类病名及基本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在卫生部的组织下，我国精神病医学科学界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订了我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0年）。同时，在精神病医学理论上，还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这个新引进的分类方法对于我国司法精神病学诊断、科研、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在司法精神病领域内的适用，提供了桥梁和基础的绝对重要的作用。
前面讲过，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和司法教学中，一直把醉酒犯罪分为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两个类别。犯罪嫌疑人按照自己分属的类别，分别承担相应的完全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
但是，在以前的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属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比例是极少的，此辩护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比较多的不属于病理性醉酒，应属于生理性醉酒，但是还是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酒后精神障碍状态的犯罪嫌疑人。查其具体的综合表现等情况，其本人又是一个典型的好人。就是人常说的“不喝酒是天使，喝了酒是魔鬼”。
因此，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促使精神病医学科学界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就是从生理性醉酒的人中，划分出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不属于病理性醉酒，应属于生理性醉酒，但是还是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酒后精神障碍状态的那一部分人。而复杂性醉酒分类方法的引进已经或可能会根本性的改变以往对这部分醉酒犯罪人员量刑过重的状况。
按照现行的司法精神病学分类方法，律师经常遇到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主要病名分为三类，就是病理性醉酒、复杂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
根据资料显示，他们的具体概念如下：
1、生理性醉酒（普通醉酒状态）
由一次过量饮酒后出现的急性中毒状态。绝大多数醉酒状态属此种情况，系酒精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所致。症状的轻重与血液中酒精的含量和代谢的速度密切相关。 我国多数专家和学者均认为此种醉酒人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
浅析《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法院处理独生子女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案件中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罗华伦
随着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落户文昌，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在加速，海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呈逐年上升趋势，因征地补偿款分配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不断有权益受到侵害的村民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引发分配纠纷，或直接向法院起诉、或上访，甚至闹事，已成为影响海南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对于公平、公正的保护每一个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和谐海南、平安海南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指村民委员会或由村民小组在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时，在村民中实行不平等分配，不分或少分给一部分村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而引发的纠纷。司法实践中，要求村委会或村小组分配征地补偿款的主要有两大类主体，一类是外嫁女及其所生子女，另一类是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份额）。对于外嫁女及其所生子女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问题，本文不作论述。本文仅对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份额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农村居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奖励与优待：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
《南国都市报》于2010年12月22日报道了“文昌独生子女户诉讼讨回损失征地补偿款8万元” 一案，当事人潘涛和华小萍夫妇俩依据《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通过法律途径讨回了自己应该得到的8万元。此事在文昌市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昌法院2010年到2011年3月份止受理同类型案件已达7件。
司法实践中，独生子女家庭因与集体经济组织间就分配征地补偿费时应否以及如何多分一人份额发生争议的现象较为普遍。有关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后，就案件是否应予受理，实体裁判时应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等问题，部分法院认识不一。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张天翔律师指出，村民小组作为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按照民主议定程序，制定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但是，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地方性规章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村民小组制定的被征用土地安置费和补偿费分配方案，部分内容与《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关独生子女家庭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补偿款时“增加一人份额”的条款相矛盾，村民小组不能剥夺独生子女家庭的合法权利。
在上述案件中，潘涛和华小萍夫妇通过法律手段讨回了自己应得的征地补偿款，文昌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引用《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裁判的做法合乎法律适用的原则，切实保障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虽然该案已经案结事了，但是，对于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本文认为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通过仔细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条文，虽然条文中规定了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和社会保障，但通篇却并没有对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法生育的，以及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所享受的各种优待及奖励的处理办法作出详细规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及社会保障规定有所遗漏的地方，国家应该修订法律法规或出台司相关法解释，增补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惩罚措施和办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但要维护当事人（独生子女户）的合法权益，而且还要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国家的利益。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没有对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后又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惩罚措施作出具体规定，但山东省在《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生育的，由发证机关收回光荣证，停止凭证享受的各种优待，并追回领取的各种奖励。”基于此，《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没有此因规定，本文建议海南省人大应考虑修改《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将此类规定增补进该《条例》中。
这里还涉及到两个问题：1、对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法生育的，发证机关收回光荣证，停止凭证享受的各种优待，并追回领取的各种奖励。特别是针对已领取的各种奖励问题，此处的奖励应该认定为国家财政对原系独生子女父母的物质奖励，不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将在稍后论述。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应将此类案件应列为行政诉讼案件，因为发证机关为国家机关，发证对象为符合条件的夫妇，这属于不平等的主体，不能形成民事上平等的法律关系，而应属于行政上的法律关系。2、如果奖励是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那么此类奖励应该由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小组）作为原告追回,而不得由发证机关或政府追回，此类案件应列为民事诉讼案件，因为此类奖励原系集体经济组织内的财产，是否追回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定，勿需强制追回，这与前述的行政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如果由发证机关作为原告来追回集体经济组织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村民的奖励分配，则有越主代庖，滥用职权之嫌，且也违背了民法的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第二，《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规定，“农村居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奖励与优待：在分配征用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这样的规定很值得商榷，其原因如下：
虽然国家从国情出发，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实行计划生育，鼓励夫妇少生优生，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但是此处的奖励是国家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的奖励，而不是其他组织、单位和个人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的奖励，《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1款的规定有违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原则，比如在征地补偿款分配方面，该条款意即为政府强行要求获得征地补偿款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将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得到的征地补偿款多分一份给独生子女户，这是变相的掠夺了村民的财产权。虽然独生子女户少生优育，只育有一个子女，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和牺牲，但这不能由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买单，而应当由国家来对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的夫妇作出奖励和优待。
以上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本文认为，对于农村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征地补偿款案件，应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立法方面，应考虑重新制定对独生子女户的奖励、社会保障以及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后的惩制办法，现行法律对独生子女户的物质奖励已经非常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所以国家还应修改立法着重提高对独生子女父母的物质奖励，以适应社会生活发展要求。
第二、在司法程序设置方面，对于独生子女户要求“多分一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得的土地安置费和集体经济收入，在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这样的诉求应当由独生子女父母作为原告提出，当地政府作为被告，因为独生子女父母自愿终身只育一个子女，是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而不能将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列为被告，否则即是政府的行政合同行为（政府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应认定为行政合同行为）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其产生的行政后果却由独生子女户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这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
第三、在行政机关职能设置方面，既要照顾优待独生子女户，又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怎么做才能达到双赢呢？本文认为，国家应建立一整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领取登记、奖励、事后监督制度，比如由当地计生部门登记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当地民政部门对独生子女户进行精神奖励和发放各种物质奖励，并设置专项财政基金，补齐独生子女户在其所在集体有征地补偿费、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所应得到的同等数量和份额。并由计生部门监督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户是否遵守相关政策规定，如领取该证后又违法生育的，应通知当地民政部门提起诉讼追回其所得到的各种奖励，或者统一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代表政府进行诉讼，追回国家发放的各种物质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