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常委会


苏州市航道管理条例

（2000年5月25日苏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制定 2000年6月30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自2000年8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04年9月23日苏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4年10月22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 《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苏州市航道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12月22日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1年1月21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的《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苏州市航道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航道的建设和管理，促进航道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与航道、航道设施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航道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本市境内长江航道的管理，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市、县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航道管理工作。市、县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航道管理机构负责航道的具体管理工作。

市、县级市规划、国土、建设、水利、渔业、绿化、工商、环境保护等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协同做好航道管理工作。

第四条 航道及航道设施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和举报损坏航道及航道设施的行为。对制止和举报的有功者，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航道规划建设

第五条 航道规划依据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的原则，结合防汛抗旱、水利、渔业、环境保护等发展规划，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

城镇建设规划以及市政、水利、电信、电力、广电等部门与通航有关的建设规划，应当与航道规划相协调。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航道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扶持、促进航道建设。

航道建设资金，除政府拨款外，可以采取国家允许的其他方式筹集。

第七条 航道建设用地应当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用地计划中安排。航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用地手续。

航道建设用地，包括用于建设、维护航道及航道设施所需的土地以及绿化用地、航标用地、船闸用地等。

第八条 航道建设应当依据航道技术等级实施，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报原批准机关核准。

第九条 建设与通航有关的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内河通航标准》。对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应当事先经航道管理机构批准。

建设与通航有关的设施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桥梁、架空管线、过船设施的通航净空尺度，不得小于航道技术等级的标准；

（二）港区、码头其外边线与航道中心线的最小距离，为该航道技术等级标准船舶宽度的五倍，并具备与其吞吐量相适应的作业水域，不得恶化原有通航和行洪条件，实际河宽大于五倍标准船舶宽度的，其外边线不得突出原有河岸线；

（三）临河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在航道技术等级岸线以外建造；

（四）取水口、排水口应当在航道外建造，其横向流速不得大于每秒零点三米；

（五）铺设过河水下管线，其顶端设置深度，五级以上航道不小于设计航道底标高以下二米，六级以下航道不小于设计航道底标高以下一米，实际河底标高低于设计航道底标高的，以实际河底标高为准。

第十条 建设航道以及桥梁、水上水下管线、取水口、排水口、闸坝等与通航有关设施，航道管理机构或者有关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的规定设置航标。航标维护管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要求。

按照规定应当由有关单位设置航标的，由该单位负责设置和维护管理，也可以委托航道管理机构代设、代管，其费用由该单位承担。

第三章 航道维护

第十一条 航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航道及航道设施的监测维护，定期进行航道疏浚，及时清除碍航物体，保证航道畅通。航道管理机构在实施航道及航道设施维护任务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阻挠和索取费用。

第十二条 航道维护施工时，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在施工地段设置施工标志和施工船舶作业标志，过往船舶对施工船舶和人员应当注意避让。

航道管理机构的船舶、车辆执行航道抢险任务时，在不影响船舶航行和车辆行驶安全的前提下，其航行和行驶的路线、方向，不受交通标志、标线的限制。

第十三条 航道两侧的绿化建设和管理，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其中已征用的航道建设用地的绿化，由航道管理机构负责建设和管理。

航道建设用地上的树木、花卉，不得任意砍伐、迁移。确需砍伐或者迁移的，有关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航道管理机构的意见。

本市境内苏南运河两岸陆域各二十米，应当结合旅游观光和环境保护规划建设绿化带。

第十四条 航道管理机构应当做好各类航道工程建设、维护的服务工作。对外提供勘察测量、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设备、劳务的，可以按照合同或者有关规定收取服务费用。

第四章 航政管理

第十五条 航政管理是指对航道、航道设施、与通航有关设施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

航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应当有两人以上，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航政管理专用船舶、车辆，应当设置统一标志和警示灯。

第十六条 在航道以及四级以上航道两岸陆域各二十米和湖区航道两侧各五十米、五级以下航道两岸陆域各十米和湖区航道两侧各三十米范围内，实施建设项目、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和体育比赛以及设置专用标志等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作业或者活动，应当事先经航道管理机构批准。设置渔标和军用标的，应当报航道管理机构备案。

航道管理机构对前款规定的范围，应当逐步设置界限标志。

第十七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在航道内临时设置堤坝、围堰、护桩、沉箱和墩台等碍航设施，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前，应当经航道管理机构批准，并与航道管理机构签订航道使用和清除障碍合同，按照恢复航道原状的工程定额标准交付保证金。工程竣工恢复航道原状后，保证金退回。

第十八条 除航道建设、维护需要外，在已征用的航道建设用地范围内禁止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确需利用驳岸、护坡或者已征用的航道建设用地修建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事先经航道管理机构批准。造成航道或者航道设施损坏的，应当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期占用的，必须另行办理手续。

第十九条 与通航有关的营业性疏浚、清障、打捞作业，其疏浚、清障、打捞物不得污染周围环境，不得弃置在航道、航道边坡及航道岸坡向陆地十米范围内，并应当清运到指定地点。

第二十条 因生产经营排放、贮存、装卸作业等造成航道淤浅的，有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航道管理机构的要求负责清除。

第二十一条 因工程建设、生产经营确需移动、拆迁、拆除航道设施或者造成航道改道的，应当事先经航道管理机构批准，并予以补偿，航道改道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二条 在通航水域的沉船和有碍航行安全的沉物，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按照规定设置标志，及时向当地港航监督机构和航道管理机构报告，并在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不得将沉船、沉物弃置在通航水域内。逾期不清除的，可以依法强制清除，清除费用由沉船、沉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航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不按规定设置航标的，由航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纠正或者补设，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航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原状；符合条件的，可以补办手续。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未经批准在航道内施工作业，侵占驳岸、护坡或者已征用的航道建设用地的，由航道管理机构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航道管理机构责令清除，向航道边坡及航道岸坡向陆地十米范围内弃置的，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向航道内弃置的，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航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清除；对拒不清除的，依法强制清除，清除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航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0年8月1日起施行。1992年8月1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苏州市航道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一、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提出刑事责任能力意见是惯例

我国1989年《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有确定被鉴定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由精神病医学专家单独作出的。

那么，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书是否应提出被鉴定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尽管多数的观点认可鉴定结论应该提出鉴定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且通行惯例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由精神病医学专家单独作出的。但质疑的观点认为，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属于医学鉴定，而不是法学鉴定，法学鉴定应当由司法人员进行，鉴定人的工作只是说明行为人是否是精神病人，至于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则是司法人员的事情。

二、对现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几点质疑

1.突破刑事诉讼立法范畴之嫌。1989年《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关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不一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强调鉴定的范围是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对鉴定人的要求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换言之，鉴定不能就法律性问题作出评价，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显然属于法律问题，应当由司法机关来认定。精神医学专家只能以其专门知识对刑事责任能力判断中涉及的医学问题作出评定，如果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直接判断，就超出了证明事实的范围。此其一；其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刑诉法在此处仅指“医学鉴定”而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应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医学鉴定则仅限于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刑事责任能力是不属于医学鉴定的评价范围。而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刑事诉讼法。

2.违背刑事责任能力混合评定标准的初衷。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可见，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采用的是混合评定标准。医学判断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需要由其得出是否具有精神病以及精神病种类与程度轻重的结论。而法学判断显然只能由具有法学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在此医学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能力。易言之，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先后两个层次、不同性质的判断，应由不同的主体独立进行的。然现行医学判断和法学判断均由医师在同一程序中完成，有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是由医师而不是司法人员作出。司法人员所能做的仅仅是接受或者不接受医师对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而无需也不应另行进行法学判断。如赵某故意杀人案，司法机关共委托鉴定机关对赵某作了三次司法精神病鉴定，而司法机关最终只能在三次鉴定结论中选择采纳。这样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混合标准的初衷。

3.有悖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本质属性。《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规定及实践中的惯例，违背了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证据所应具有的客观属性。鉴定结论应该是鉴定人对被委托鉴定的内容进行客观而真实的描述。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不仅仅是依据犯罪时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而且还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犯罪目的、行为前后的言行等因素，如吴某故意杀人案中，其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有此表述：鉴于吴某在疾病发生前有漫长的原因自由行为过程，存在有意放任自己行为的动机，最后才导致精神障碍发作，因此，吴某所辨认和控制能力受到损害性质与一般重性精神病发病的不由自主的性质不同，仍应评定为具有完全责任能力。显然，该表述更像是法律意义上的评价，带有浓厚的主观判断色彩，有越俎代庖之嫌。而这样的鉴定结论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客观描述，其客观性已丧失，与证据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不相符，不可作为证据使用。

4.支撑通行惯例的理由有自相矛盾之处。持惯例观点者认为，如果不允许司法精神病鉴定书提出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状况的意见，那这种鉴定书就无异于临床精神病学诊断书，而很难说它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同时，鉴于司法人员不可能精通精神病学知识的情况，这样的鉴定书也会给司法人员对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正确判定带来很大困难，从而影响司法工作的效率和正确性。当然，在我国，鉴定书的这种结论仅是提供给司法机关参考的意见，法官无须直接采用或无条件接受。该理由，一方面要求在鉴定结论书中对责任能力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又认为该种鉴定结论不具有其作为证据所应具有的价值，仅是参考。该观点互相矛盾，仅是为支持其结论成立所做的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解。

5.司法人员难以承担责任能力评定失误之责。精神疾病的复杂，司法人员不愿也不能对此作出判断，怕承担责任。根源在于，实践中涉及精神病的问题极为复杂微妙，确实也因涉及的问题过于专业，使得司法人员也不愿意独立地作出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判断，而这样的制度安排正好成为司法人员逃避判断的理由，使得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为精神医学专家所垄断。

三、重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思考

综上所述，司法鉴定机关不应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大小提出意见。对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设置可作如下思考：

首先，必须明确司法人员负有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定的主体地位。改革《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所规定的鉴定体制，鉴定结论中不应包含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相比精神病医学专家，除所鉴定出的精神疾病的种类、程度之外，司法人员更熟悉犯罪动机、犯罪的过程、犯罪前后行为人的言行举止等案件综合情况，有助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做出一个独立的有关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判断。在日本，越来越重视心理学要素的倾向，即便医学鉴定认为行为人由于精神分裂症而处于心神丧失状态，但法官认为其具有可以了解的动机，而且在行为时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场合，就不能认定为心神丧失。在德国同样也认为对责任能力的判定属于法律问题，由法官负责。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4条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或境况的专家证人证词，不能对该被告是否具有属于被指控的犯罪构成要素或相关辩护要素的精神状态或境况表态，此类最终争议应由事实裁判者独立决定。显然，国外的立法和实务的观点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法官独立判断的重要性。

其次，充分重视精神病医学鉴定专家的作用。当司法人员在进行责任能力判断时，必须要有精神病医师进行医学诊断后对行为人在案发时精神状态的详细分析和阐述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精神病及其程度的结论，不应在没有相关结论的背景下或者完全无视其结论而径直地、盲目地进行有无责任能力的法律判断。毕竟，鉴定人在有关专业领域相对于普通人甚至司法人员占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地位，而使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最后，可要求鉴定人单独作出有关责任能力的意见作为参考。考虑到司法人员专业知识的缺乏，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司法机关可以允许甚至要求鉴定人员在鉴定结论之外单独发表有关责任能力的意见，以供司法人员在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定时参考，从而进一步保障责任能力评定的准确性。广东深圳的鉴定机构在司法鉴定结论中，已开始尝试不评价刑事责任能力，仅是出具关于精神疾病的判断结论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判参考意见。与此同时，司法人员也必须更多地了解、掌握精神疾病方面的知识，避免盲目地跟从上述意见。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