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关涉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幸福生活，也是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甚至恐慌。2008年“三聚氰胺”三鹿奶粉事件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公布实施），其实施条例和相关配套制度也很快得到出台。虽然这些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增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责任，但从这些法律法规实施对改变食品安全的现状见效甚微，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并没有因为《食品安全法》的颁布而得到根本解决。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染色馒头、地沟油、瘦肉精、牛肉膏等食品安全问题仍然频频亮相，极大地威胁到了人们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从近几年发生的几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来看，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完全实施，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

　　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界对公益诉讼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2011年10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公益诉讼有了初步的规定与设想，使得公益诉讼制度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在该《修正案（草案）》第八条规定：“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增加公益诉讼制度。近年来，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发生，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方面多次提出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公益诉讼制度。”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通过，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虽然《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确立了公益诉讼的大体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草案中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仍然显得模糊不清，有些内容尚有商榷的余地。例如，公益诉讼的原告与被告是哪些主体？诉讼案件如何管辖？审理程序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由于食品安全涉及的范围广泛、利益关系复杂，其在公益诉讼中自身特点非常明显。因此，需要结合食品安全的特点与公益诉讼法律原理，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更为具体的理论探索与制度设计。

　　第一，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原告。我国现行诉讼法对原告的规定一般都要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修正案（草案）》的规定，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有关机关”、“社会团体”。根据公益诉讼的基本原理，这里的“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作为原告无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这是公益诉讼区别其他一般诉讼的重要特征。虽然如此，并不表示所有的机关或社会团体，都可以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否则就可能引发严重的诉累现象。因此，“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在食品安全的公益诉讼中必须有明确的指代。学界一般认为，检察机关是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最具有原告条件的“有关机关”。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例如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得为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原告。因为它们在很多时候自身都可能成为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被告。“社会团体”在食品安全中，就目前情况来看则为消费者协会、食品协会、食品行业协会等各种依法登记的，且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团体组织。

　　除上述两个合适的原告之外，还有一个最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公民个人能否作为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原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来看，个人成为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原告都是可行的、必要的。个人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可以对食品安全问题展开全方位的监控。由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公益性，完全可以通过基本程序控制原告通过诉讼牟利，从而防止公益诉讼泛滥现象。

　　第二，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被告。相对于原告而言，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被告比较好确定。学界一般认为，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侵犯公众食品安全的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成为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被告。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被告主要有三类：一是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当这些企业违法生产、销售有违食品安全的食品时，原告都可以此为被告提起公益诉讼。二是食品安全监管机关。食品安全监管机关疏于监管或违法行使监管职权，造成有安全隐患的食品在市场上得以销售，原告可以以具有监管职权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为被告提起公益诉讼。三是食品生产、销售个人。对于没有注册成为公司的个人、个体户、合伙组织等，可以直接对以个人为被告提起公益诉讼。

　　第三，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公益诉讼案件一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时甚至跨越全国各省、各地区。因此，公益诉讼的在选择法院管辖上一般都比较困难。根据诉讼法基本原理，管辖问题涉及到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个方面。由于公益诉讼一般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建议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一审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可以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就地域管辖而言，诉讼法一般采用了“原告就被告”为原则，即一般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如果同一个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法院辖区的，则这几个法院都有管辖权。

　　第四，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审理程序与证据规则。公益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既有相同点，也有很大的差别。相同点例如两者都实行两审终审制、审判公开制等诉讼程序或原则。但是公益诉讼比较不同与一般的诉讼，其审理程序以及证据规则有着一些自身特点。一是公益诉讼是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混合体，随着被告诉讼的变化，诉讼的种类也可能发生变化。当诉讼被告为食品安全监管机关时，公益诉讼就符合了行政诉讼的条件，就应以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由食品安全监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当诉讼被告为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时，就以民事诉讼的程序进行审理，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可见，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比起其他一般诉讼而言，显得更为复杂，需要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选用不同类型的诉讼程序。

　　以上是对我国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构想。值得注意的是，实行诉讼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障食品的公共安全和人们的身体健康，这是公益诉讼的公益特性所决定的。从另个方面来说，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也是推动食品企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助力。正如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Michael）所言：“对于诉讼的恐惧可以成为食品行业的发展动力。”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法发〔2009〕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九年七月七日　


　　　当前，因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所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在司法领域已经出现明显反映，民商事案件尤其是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呈大幅增长的态势；同时出现了诸多由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引发的新的审判实务问题。人民法院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要求，坚持“立足审判、胸怀大局、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指导方针，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念，认真研究并及时解决这些民商事审判实务中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普遍性问题、重点问题，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不仅是民商事审判部门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重要任务，而且对于维护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公平法治的投资环境，公平解决纠纷、提振市场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现就人民法院在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合理调整双方利益关系

　　　1、当前市场主体之间的产品交易、资金流转因原料价格剧烈波动、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流动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量纠纷，对于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严格审查。

　　　2、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应当充分注意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市场主体应当对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把握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严格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无法预见”的主张，对于涉及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标的物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更要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3、人民法院要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人民法院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

　　　4、在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把握上，人民法院仍应遵循侧重于保护守约方的原则。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并非简单地豁免债务人的义务而使债权人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充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调整双方利益关系。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的，争取调解解决。为防止情势变更原则被滥用而影响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人民法院决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作出判决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号）的要求，严格履行适用情势变更的相关审核程序。

　　　二、依法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

　　　5、现阶段由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民商事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现象比较突出。对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违约金或者极具惩罚性的违约金条款，人民法院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等关于调整过高违约金的规定内容和精神，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

　　　6、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

　　　7、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防止机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

　　　8、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妥当解决违约金纠纷，违约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进行免责抗辩而未提出违约金调整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违约金过高问题进行释明。人民法院要正确确定举证责任，违约方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区分可得利益损失类型，妥善认定可得利益损失

　　　9、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提供服务或劳务的合同中，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经营利润损失。先后系列买卖合同中，因原合同出卖方违约而造成其后的转售合同出售方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转售利润损失。

　　　10、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经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及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的，不宜适用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

　　　11、人民法院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违约方一般应当承担非违约方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非违约方因违约而获得利益以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的举证责任；非违约方应当承担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对于可以预见的损失，既可以由非违约方举证，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

　　　四、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稳妥认定表见代理行为

　　　12、当前在国家重大项目和承包租赁行业等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领域，由于合同当事人采用转包、分包、转租方式，出现了大量以单位部门、项目经理乃至个人名义签订或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并因合同主体和效力认定问题引发表见代理纠纷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

　　　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五、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

　　　15、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16、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六、合理适用不安抗辩权规则，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17、在当前情势下，为敦促诚信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及时保全证据、有效保护权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全部交付义务，虽然约定的价款期限尚未到期，但其诉请付款方支付未到期价款的，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付款方明确表示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或者付款方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注销、被有关部门撤销、处于歇业状态，或者付款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付款方丧失商业信誉，以及付款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的其他情形的，除非付款方已经提供适当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等规定精神，判令付款期限已到期或者加速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