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写作过度援引之批判/方伟渊

法学论文写作过度援引之批判

方伟渊

　　过度援引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病症，是指过度地援引他人的资料，造成援引部分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过大。过度援引存在如下一些弊害：（1）浪费社会资源。很多东西在其他书里面都已经存在，为什么还要重复写作，并且付印出版呢？（2）凑字数，而无实际意义。一些学者往往声称自己在几年时间里写作了几百万字甚至几千万字的文章。如果剔除掉他援引的文字，恐怕就写了区区几万字吧。这样的学者适合编书，而不适合创作。这些学院派先生们写的文章，远远不如law-lib西湖法律图书馆中一些法律实务界的朋友们所写的实务性文章来得有价值。

　　当然，在讨论过度援引之前，我们还要澄清有关过度援引的几个认识误区：

　　1、过度援引是抄袭吗？

　　不是。过度援引在援引的过程中也是注明了出处的，但是援引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以致于自己写的文字寥寥无几。

　　2、过度援引侵权吗？

　　不是。过度援引可能援引了已经受版权法轻度保护的作品（如援引古文），甚至援引了没有版权的作品（如援引法律条文），因此过度援引不是侵权。

　　我们来看过度援引的一个范例，由于涉及到学术批评，因此我们简要陈述该作品的情况，而不列出作品的作者以及作品的具体内容。

　　这篇文章谈的是古代的封驳制度，属于法制史的文章。我们通过分析全文，发现全文总字数是2500字，其中援引古代文献的字数一共有1500字左右，计算下来援引的文字已经达到了60%以上。换言之，这个文章的10个字，只有4个是他自己写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写这个文章很难说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而仅仅是一种资料整理工作。他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例如可以使人们很好地了解古代封驳制度，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研究”很难说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列出如下理由：

　　1、他援引的资料并非孤本

　　如果他援引的内容属于孤本和珍本，我们倒可以认可，但是他援引的资料都是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的，例如援引了顾炎武《日知录》、《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的内容。这些资料并不珍奇，将这么多的资料罗列在一起，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在写论文。倒不如说是本科生在做文献综述。假如某学者在墙洞里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史记》，那么他就算是全文附上也没人说这是过度援引，因为这个资料很珍贵，值得大量复述。

　　2、他援引的内容过多，但是并无价值

　　这位先生援引的典籍过多，总体超过60%，但是经过分析，这些资料并无特别价值。这样就使他不惜笔墨大量援引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

　　3、行文总体上有凑字数的色彩

　　从这位学者的行文上看，先是援引了一大堆的故纸堆，随后匆匆加上一两句的评论，这一两句话的评论之所以说他“匆匆”，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论证，仅仅是根据这些典籍的内容再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基本上属于主观臆想，没有逻辑上的论证可言，可以认定为是在凑字数。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因为他写的文章中60%是援引了典籍的古文内容，而被认为古文造诣很高深，这其实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这样的学者被顶礼膜拜，不知道是谁的悲哀。

　　这样的学者其实现在很多。以我们所在的法学院为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的文章和书写来写去就是援引马克思的文章，从马克思的各类信件一直援引到资本论，马克思有多少著作，这位先生就有多少著作。很多人说他是专家，但是我们持保留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援引工作根本没有意义，就是将他人的话复述，并且加上自己的一番没有经过论证的评价，这能有什么意义呢？

　　遗憾的是，这样的做学术方式在我国法学界是大量存在的，甚至有北大的学者愚昧地要统计各学者作品的被援引量，并且搞一个Rank，这有什么意义？无非是你援引我的，我援引你的，你说过的话我再说一遍，我说过的话你也再说一遍，这个过程中，无数的树木被砍到了，无数的纸浆被浪费了。一句话，中国的学者做学术一点也不低碳。

　　这在根本上所反映的是法学方法论的缺失，学者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写文章，他们只知道援引得多的文章是好文章，却不知道援引得是否有价值。

　　最后，我们再对过度援引的问题发表一番看法：过度援引没有硬性量化指标，凡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被援引在文章内，都可以看做是过度援引；法学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开创性，不能过分地在援引上搞文章；法学学术研究要走出”唯援引”、“唯注释”的怪圈，就必须注重法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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