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札记：一起少年犯抢劫案件带给我的沉思
闵涛
掩卷沉思，内心难以平静，作为一名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面对刚刚开庭审理的一起六名少年犯抢劫案件，着实感到震惊，而案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书籍，又由衷感到振奋。然而，太多的社会问题：离异家庭疏于管理孩子、辍学生、流浪儿……他们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后备军”啊。这是一起由残缺不全的家庭孩子实施团伙犯罪的案件。被告人岳某，男，16岁，初中文化，母亲在岳某一岁时，因家庭矛盾而上吊自杀，父亲去了南方打工，岳某则与年迈的爷爷奶奶一居生活。被告人焦某，男，17岁，小学毕业，父亲系精神病患者，走失不日死于街头，母亲去了南方，一封“就当我死了，不要找我”信，使焦某三岁便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被告人王某，男，15岁，小学毕业，系本案中唯一家庭健全的孩子，但王某的父亲信奉棍棒出孝子，一次棍棒交加后肋条竟断了两根，落下看见父亲生气的面容，就哆嗦的毛病。被告人潘某，男，18岁，小学文化，从小父母离婚后，随残疾的母亲生活，后来母亲改嫁，继父看潘不顺眼，常常打骂，潘某13岁便家出走。被告人汪某，男，17岁，初中二年文化，汪某在上小学时成绩很好，总是名列前茅，但上初中时，由于相依为命的母亲下岗，父母又离婚了，生活无着落，内向的汪某感觉生活压力，一度成绩下降，无心上学，初二就失学在家。被告人刘某，男，18岁，初中二年文化。在某修理厂学徒，他是瘫痪在病床的母亲唯一的依靠，也是这六名少年犯中唯一一位自谋生活的孩子。相似的经历和各有各的不幸，使流浪在街头、网吧、录像厅里的他们走到一起，结成了好“兄弟”，这样一个少年犯团伙就在北安市内实施了数起抢劫夏利出租车案件，一时造成了出租车司机谈此色变，有的让家人陪着出车，有的夜里停止了营运，甚至有的转行不干了……2006年2月4日至3月10日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六名被告人有分有合，在北安市城区内实施抢劫夏利出租车司机五起，抢得财物合计人民币1111元。其中有2起是在3月10日一天晚上连续作案，每次实施抢劫岳某都坐在副驾驶座位，伺机动手，用战刀逼住司机，如司机反抗坐在后的被告人就用绳子勒司机脖子，其他人翻兜，临跑时岳某还威胁到“不许报警，不然杀你全家”，俨然一副黑社会流氓的样子。开庭时六名少年犯的亲友们来了，他们相拥而泣，悔恨的泪水、迷惘的目光，完全失去了作案时威风、凶残……最后六名被告人依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三年，并分别处以罚金人民币2000元、1000元不等。他们是令人憎恨的，但他们同样是令人同情的，当许多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尝尽了生活的艰辛。“我七、八岁时就能同奶奶帮人家倒煤，倒一吨煤挣一元钱，五吨煤挣的钱我和奶奶就能吃上二天饱饭”， 岳某是这六个人中身世最可怜的，他不仅缺乏应有的教育，甚至连基本的温饱也不能保障。他从小同爷爷奶奶一居生活，爷爷得了癌症，变卖了家中唯一的家财产一间房子，爷爷去了，他同奶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靠好心邻居帮助住在人家偏厦子。“我成绩不好，家里又没钱供我上学了，小学毕业后，我就流浪，爸爸在外打工，哪有心思管我，教我！”王某这样陈述。“在我十二岁时，我爸领我到姑姑家串门，听了姑姑的一句你拖累你爸都不好找对象，我就喝了一瓶安定，足足昏睡了七天……后来，流浪在街头遇到大哥（指邱某），他们能给我吃的喝的……”这就是残缺家庭的孩子的庭审陈述的内容，当家庭的重任落在一人的肩上，生计便放在了首位，平日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看管、教育孩子，渐渐的疏于管教的孩子就变坏了。这就是扭曲的心灵，少年犯们为了弥补曾经所受的伤害而形成的报复社会的心态，报复社会的行为。这就是残缺家庭，社会的问题带给孩子们的沉重负担……今天，我坐在庄严的审判庭上谴责犯罪，惩治犯罪，力所能及地教管、感化、挽救孩子们，但，我却没有更大的能力来挽救濒临破碎的家庭，没有能力去让孩子们完成所应受到的学校教育，没有能力去保护此时正流浪街头，夜宿车站、沉迷网络……的孩子们，但我深知挽救失足孩子的重点是家庭教育，和睦的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关键，家庭给孩子带来的应是安全、富足和幸福。当然也有遭受不幸的孩子，严格自律，成了社会有用之人，也有或父（或母）含辛茹苦培养了在单亲家庭都享爱到家庭的温暖的孩子……但有很多的孩子们却走上了违法、甚至犯罪的道路。我尽我的所能，依法公正、高效地裁决，我尽我所力，预防青少年犯罪，帮教失足青少年，但我同时强烈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孩子们，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
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从事公社党政工作的集体编制干部录用为国家干部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劳动人事部保福局
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从事公社党政工作的集体编制干部录用为国家干部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劳动人事部保福局
复函
上海市人事局：
你局沪人（82）字第91号函悉。所询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享受国家生活补贴专职从事公社党政工作的属于集体编制的干部，被直接录用为国家干部以后，他们被录用以前最后一次在公社从事党政工作的时间，可以计算为工作年限（或连续工龄）。
1983年7月30日
一、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存在难以区分的情形
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构成强奸罪，而嫖宿幼女罪也为明知其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嫖宿幼女罪和强奸幼女条款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受害人的身份：一个对象是良家幼女，一个对象是卖淫幼女。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良家幼女和卖淫幼女的区分有时却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行为人与良家幼女发生关系后，为了逃避较重的刑罚，谎称其是买淫行为，而且其也确实给过幼女金钱，这种情况由于证据难以查找，我们也仅能以嫖宿幼女罪对其处罚。
二、法律对嫖宿幼女和强奸幼女中的“幼女”是否具有承诺能力规定不同
在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中都包含了幼女承诺的行为。虽然人们认为卖淫幼女与良家幼女有所区别，对其在性的道德上的评价并不一致，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二者都是属于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范畴，立法者却明显的对二者予以了区别对待。笔者认为是不科学的。在刑法理论中，我们将幼女的承诺能力推定为“自愿年龄线”，这一条年龄线并不因身份的差距而不同，它是同幼女的年龄挂钩的。在嫖宿幼女罪中，我国刑法赋予了卖淫幼女具有性承诺的权利，而在强奸罪中，刑法却认为幼女没有性承诺的权利。
奸淫幼女和嫖宿幼女的行为侵犯的都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性权利，而且导致了同样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我国刑法对奸淫幼女的惩罚力度却要远远高于嫖宿幼女的行为，刑法的规定显然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见，立法者之所以对卖淫幼女与良家幼女进行区分，或许是对卖淫女的一种歧视和否定评价，是对卖淫女尊严的一种践踏。难道就仅仅因为一个是良家幼女，一个是卖淫妓女，法律就给予明显不同的保护力度？这对于含有妓女身份的幼女是极度不公平的，这是违反公平人权的，是不科学的法律规定。
三、将嫖宿幼女罪纳入到强奸罪的探讨
一就犯罪的主观方面而言，强奸罪奸淫幼女条款与嫖宿幼女罪均规定行为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而为之。而且，其也都要求行为人对于是否知道其对象为幼女，在主观上是明知的。刑法之所以对与幼女相关的条款加以特别的规定，是由于幼女心智不健全，自我辨识能力不强，因此，刑法的特殊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然刑法通过规定强奸罪奸淫幼女条款对幼女的性权利作出了保护，那么刑法为什么又要规制嫖宿幼女罪？这只能说明立法者在此虽然有保护幼女的思考，但是却不认为卖淫幼女的性权利值得保护。在注重保护人权的今天，法律应该平等的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权利，无论其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这种不尊重人权的立法应该得到改善。
二就犯罪的客体而言，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客体是幼女的身心健康，首先，是因为幼女正处于发育期间，性器官尚未发育成熟，进行性行为对其身体损害很大；其次，幼女的智能发育也尚未成熟，认识能力还不足，不具有承诺的能力。因此，只要行为人和幼女有了性行为，都将是对幼女身心健康的一种侵害。我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客体还包括社会风化。笔者认为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卖淫行为在我国并不构成犯罪。将嫖宿幼女从卖淫的行为中单独的提出来规定为犯罪，其目的归根结底是要对幼女的身心健康进行保护，而不是保护社会风化。而强奸罪奸淫幼女条款的犯罪客体也是身心健康，这是没有疑问的。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嫖宿幼女罪中侧重伦理立法的价值取向被摈弃，我们应该从从权利保护角度出发，对卖淫幼女与良家幼女予以同等的刑法评价。
由上笔者发现，刑法将嫖宿幼女单独提出规定为犯罪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幼女，但是，实质上却降低了对卖淫幼女的保护。而且强奸罪奸淫幼女条款的刑罚远远高于嫖宿幼女罪的刑罚，因为强奸罪有加重情节，而嫖宿幼女罪没有加重情节，难免就会让会使部分奸淫幼女的犯罪分子人为了逃避脚注的强奸罪而利用幼女的无知采取一些手段使其被认定为嫖宿幼女罪。由此看来刑法单独规定嫖宿幼女的行为不仅没有对卖淫幼女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不利于对卖淫幼女的保护。既然嫖宿幼女行为与奸淫幼女行为犯罪主观方面都是故意，也都要求明知其为幼女，而且都在客体上都侵犯了幼女的身心健康。那么将嫖宿幼女罪纳入到强奸罪中，不仅能更好的对幼女进行保护、顺从了人权保护的呼声，也是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