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


三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三明市区市民旁听会议的暂行规定


（1999年11月24日三明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一、为了拓宽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广泛集中民智，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以法治市进程，实行三明市区市民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

二、市民可旁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与人民群众有密切关系的议题。

三、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根据会议审议议题设5-10位旁听席。

四、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会议召开半个月前，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公告，公布报名人数、办法、时间、地点及会议旁听的议题。

五、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遵循自愿报名的原则。凡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遵纪守法的本市区市民，持身份证，均可以在规定的时限内报名。报名时须填写报名登记表。

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根据报名情况，确定参加旁听的市民，并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通知本人。

七、会议召开前四日，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组织旁听市民阅读会议有关资料发给旁听证，并告知参加旁听会议应注意的事项。

八、旁听市民应持身份证，凭旁听证准时到会，在旁听席就座，遵守会议和各项规定和纪律。

九、旁听市民可在会前围绕常委会审议的议题，征求群众的意见，所征得的意见以书面形式，于会前两日，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十、旁听市民对会议有关报告和审议等事项有意见和建议的，可以书面材料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将旁听市民的意见和建议汇总后转有关单位处理。有关单位应认真研究办理，并向旁听市民作出书面反馈。

十一、在三明投资的港、澳、台同胞申请旁听会议，参照本规定办理。

十二、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简介中国清代回避制度

曾广荣


随着现代法治制度的发展，对官员回避制度规定的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完善。闲来读史之余，对我国古代官吏回避制度综合如下，以博有兴趣的博友一览。
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就作出规定，从郡守、国相到县令、丞、尉等官员，一般均不许用本郡人、本县人，初步奠定了回避制度的基础。东汉灵帝时，“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又制定了“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监临”。以后历代在因袭“三互法”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增补，至清代形成比较系统的回避制度。
清代人事回避制度有三：地区回避、社会关系回避、特定职务回避。
地区回避，又称籍贯回避，清代规定地方上从督抚直至州县一级的各级官员，都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所属的省、府、州、县内担任要职。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还规定：“选补官员所得之缺，在五百里内，均行回避。若有以远作近，以近报远，希图规避，择缺之美恶者，或经部察出，或到任后督抚题参，照规避例革职。”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又对以上规定作出补充：“现任各官，有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在五百里以内者，均令呈明该督抚酌量该调回避。如应声说回避而不声说并虚捏者，一经查出，皆照例议处”（《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对原籍的含义，官方理解是广义的，不仅指本人祖辈世居之地（“户籍”所在），而且还包括本人及其祖辈曾经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任职、经商、作募得地区（“寄籍”所在）。不论“户籍”“寄籍”所在，均行回避。有清一代，对此制度执行较严，地方官到任，须向本省布政使呈送两份文件。一份为本人“亲供”，即本人自报的户籍、寄籍；二为同乡职官德“印结”，即旁人的证明。布政使对上述“亲供”“印结”进行审核，在复查无误之后再呈报本省督抚，由督抚具文逞送吏部和该官员原籍官府备案。
社会关系回避中的社会关系指的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包括宗法、血缘、婚姻亲属、师生、上下级官员等各种社会关系。康熙皇帝制度律令，规定中央的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汉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内供职，外官不得在同一省份内任职。“外任官员，现在上司中有系宗族者，皆令回避”（《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由官阶低者回避官阶高者，候补官员回避现任官员。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规定京官姻亲关系的回避措施: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亲姐妹之子、表兄弟、儿女姻亲都不得在同一衙署内为上下隶属之职。地方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不得任命以下人员为本衙署之属员：本人直系及五服内亲属；父之姐妹之夫及其子；母之父及兄弟姐妹之子；妻之祖父、兄弟、胞侄、姐妹之夫；女婿及子、姐妹之子、孙女之婿。
康熙皇帝曾下令，凡在科举乡、会试分房取中之人，例应回避。即录取之士出任外官时，不得在自己房师辖下任职。又规定乡试阅卷官员不得批阅本县考生的试卷，会试阅卷官员须回避本省的考生。各省乡试除由皇帝钦派主考官外，其他参与考务的官员须从邻县候选的进士、举人中调取。“揭晓后亦即咨送回籍，不得留滞以结师生之情”（萧?]《永宪录》续篇）。此规定一般只适用外官，不适用于京官。因为京官如需回避座师，那么几乎所有的进士或翰林出身的人皆不能留京做官了。故雍正皇帝将外官中硬性规定师生回避之制改为着重加强管理监督的办法。“若考官外任督抚，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申报督抚存案，遇举劾时于本内申明。考官外任司道，其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申报督抚存案，如有举劾，督抚本内亦将该员与司道谊系师生之处一并声明。凡督抚司道有所举劾，倘于取中之人有徇私废公等情察出，将徇私举劾之督抚司道交部照例议处”（《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雍正皇帝曾阐明自己的意图：“朕非禁绝尔等师生之谊，欲其不相往来，诚使师生同年，平时互相规劝，勉以道义，励以公忠，各为国家分忧宣力，虽日相近奚害矣”（《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雍正时规定，各督抚每年汇奏幕友姓名、出身、人品、事迹，并规定凡入幕五年必须更换。乾隆时又规定，外省各衙门幕友在所辖地方及五百里之内不得延请，不允许各衙门幕友干预外事及与外人交接等。乾隆、嘉庆时曾发上谕，各省督抚不得留属员入幕，也不得任用幕友为本身的下属官员。不准许某些人同时具有亦官亦幕的身份和权柄。“如敢仍前私自留用署员，别经发现或被科道纠参，必将该督抚及留入署中之员一并之罪，决不宽贷”（《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一《官制》）。
特定职务回避制度包括以下内容：三品以上大臣的子弟不得任科道官，辅臣子弟不得参加殿试；道员以上子弟皆回避在军机处任职，后又改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不准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其行走在先者，即着照例回本衙门当差”（《清仁宗实录》卷二三九）。雍正时规定，派往江、浙、闽等省主持海关工作的“关差”、海关监督等职务，不得任用本省人。乾隆年间，将京城御史亦列入特定的职务回避。除此以外，大臣奉谕办理或审讯案件时，如被审讯之人与本人有各种关系和牵连的，亦应照例奏请回避。
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僚机构中互相攀援、结党营私、裙带关系等各种弊端。但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下，统治集团不得不起用本籍之人统率本地的地方武装，不得不委任本籍之人为本地行政长官并加重其权力，人事回避制度逐渐崩溃。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