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医师法律制度的思考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人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与生命最直接相关的职业是医生，因此医师法律制度的完备是一个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法律渊源。
　　我国第一部有关医师的法律规范是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医师暂行条例》，其后修改为《医师法》，该法目前经修改仍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在一个法治社会仅有两个条例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及时颁布《医师法》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议提，因此立法机关历时近十年时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终于于1997年拿出了较为成熟的《医师法》(草案)，该草案经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终于在1998年6月26日在九届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通过。
一、《医师法》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是新中国卫生法制史上第一部从法律层面上规定医师制度的法律，从这个方面讲把《医师法》的颁布称为新中国卫生法制史的标志性事件并不为过。《医师法》的重大意义在于：
　　1、规定了医师的职责性质是神圣的；
　　2、规定了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
　　3、规定了医师可以依法参加和组织医师协会；
　　4、规定了医师的准入制度为考试制度并规定了报考资格；
　　5、规定医师的注册及执业规则；
　　6、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规定明确了医师的社会地位、规范了社会成员进入医师队伍的法律途径，《医师法》对医师执业规则的规定也使广大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法可依，因此我们说医师法的颁布意义重大。
二、《医师法》的实施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的实施情况至今没有立法者的调研报告，中国医师协会成立后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调研，相应的调研情况已有了正式的报告。
从我们了解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医师准入基本上能够贯彻《执业医师法》第二章的要求。
从医师的角度看，广大医师对第三章的执行和理解也比较到位，如医师的执业行为无论从诊疗、继续教育、保护患者、完成病历、紧急救治、知情同意、突发事件的灾害防治等都完成的比较好。
《医师法》实施有待改进之处是行政处理力不从心，使《医师法》规定的考核流于形式。
《医师法》实施最不好之处是“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在现实生活中医师被打、被骂、被杀并不鲜见；且极个别媒体公然污蔑医师的人格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和制裁，让人感到痛心。
三、完善《医师法》的思考
　　1、“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不应做为空的口号，如何体现并具体化应在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有所规范。
　　2、“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应当具体化，如公安机关在医疗机构的求助下应当怎么做，要有具体要求。
　　3、医师协会的定位应更加明确化。
　　4、目前人事部卫生部联合出台的《指导性意见》允许医师兼职兼薪与《医师法》第十四条有冲突，兼职兼薪应在法律层面被肯定。
　　5、个体行医的规范应当明确，并应有执业保障。
　　6、医师权益保护应加强。
　　7、违法行为的处罚应加强。
四、医师协会
　　目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这既是我国发展的动力也有一定的压力。关于入世有这么一句话最恰当不过的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先政府应当入世”，也就是说入世后我国现有的一些规范难以与国际接轨，转变职能将成为行政机关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入世后一个很快就摆在卫生行政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医院产权多元化、医师身份多样化、医师资源流动化的问题，如何解决？
我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报告中明确要求卫生行政机关转变职能，要求卫生行政机关在管理中“资格审查要严、定好制度、严格执法”，在严格执法中要求卫生行政机关“经济、法律、道德约束一块上”，对于道德的约束行政机关显然难以做到，此时行业组织的职能就显明非常重要。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具有相同高等教育经历、高超专业技能，执业道德要求较高的专业群体应当实行行业自治，因为行业自治能降低政府管制成本，加强群体自律，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而要达到上述目的行业协会必须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强制和唯一)和惩戒性，并能在这一基础上做好服务协调、自律和发展工作。
目前我国《医师法》在医师协会的定位问题上没有规定医师强制加入职业组织的规定，这一点将会在入世后加大社会的管理成本，也对保护外资医疗机构的医师权益不利，尤其难以做到从道德上管理医师，因此《医师法》首先在这一点上有所作为，应当明确医师加入医师协会的强制性，有了充分的法律基础，则医师协会行业组织自律、协调、服务、发展的功能就会更好地体现。



同居关系案中的消极诉讼行为

徐 亮 李志刚 张向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将男女双方均无配偶而未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定性为同居关系，取消了非法同居的提法。同时也对同居关系和事实婚姻作出了新的界定和程序性概括。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对解除同居关系案件能否准予撤诉，是否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等问题未予明确。此外，案件中往往还会遇到原告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或应交案件受理费而不预交，申请缓、减、免交而未获批准仍不预交等情形，甚至还有在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同居关系后又因和好而仍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对这些消极诉讼行为究竟应如何处理，确为审判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小事，实则很困扰人，有时为了开庭，只好“上门服务”，加大了工作量，也加剧了案件多而物质装备严重不足的矛盾，有时眼看审限临近届满，却无法结案。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第三十五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显然，未办理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关系具有违法性。由于受到传统民间习俗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这种行为涉及的人为数可观，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修订后的婚姻法新增了“补办登记”这一柔性规定，给实施这种行为的人们一个最后补救的机会，同时也不失为一种以利于保持社会关系稳定的权宜之计。反映了法律正视现实和对待这类客观存在的现象所持有的一种灵活的变通的态度。婚姻法解释(一)亦对此类行为人进一步作了规定，即“未补办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明确了未补办的法律后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未强调该行为的“ 非法”性。立法上这一微妙的变化，体现了涉及人类感情生活的婚姻家庭纠纷的特殊性和“特事特办”的务实态度。
婚姻法具有民法的本质，属私法范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一处分原则是根据列宁提出的国家干预
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确立的。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上的处分权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受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当事人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处分权，人民法院有权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正确、合法直接进行审查和监督。但这种审查和监督、干预毕竟是有限的。仅限于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不予批准或确认无效而已。如前所述，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当然应对其予以适当的干预，但过去实行的“一律予以解除”和“给予适当的民事制裁”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这种提法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民事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要求“离婚”(解除同居关系)的男女双方如中途和好，要求撤诉，也即不再寻求公权的救济时，此时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民法院虽然不应准予撤诉，因为准予撤诉是对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的放纵。但也不宜再“穷追不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判决予以解除，完全可以裁定按撤诉处理，终结诉讼，案件视同为没有起诉。那种一律解除的作法不仅有违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要求，同时也有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涉之嫌。事实上这样处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在不准予撤诉的裁定中，仍然要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即：告知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的。至于当事人是否补办登记，是否“一去不复返”，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只能寄望于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上。但如果被告方提出反诉，也即一方当事人仍然积极寻求司法救济，或原告出于其他原因撤诉，当然应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受理前仍未补办登记者判决解除其同居关系，而且必须解释。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如能调解达成协议，则另行制作调解书，如调解不能，则应根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和双方的具体情况一并作出判决。
不管是否准许撤诉，当事人和好后，往往会出现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形，甚至判决解除同居后有时因重新和好又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对此，人民法院绝不会动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强行推动诉讼进程，“法不责众”，而对这样为数众多的人群，强制去干预他们的“私生活”，似乎有代行行政权之嫌，而且也于法无据。非止法院，其他执法机关也没有干预这类行为的法律依据。毫无意义的干预不仅无助于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反而会损害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实为法律的无奈，司法的“尴尬”。
司法活动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一部法律的贯彻实施中，如果民众对法律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视之为“恶法”；如果公众远离司法，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我们无视国民特有的文化心理特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没有公众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的信仰和对法律的普遍遵从、认同，没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一味积极地干预，又能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最后，再同刑事自诉案件作一下比较。我国刑事诉讼法亦赋予自诉案件当事人以自行和解、撤诉等权利。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主持下调解解决。如被告人未提出反诉，自诉人的撤诉申请应予准许。自诉人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按撤诉处理。刑事(自诉)案件尚可如此处理，作为民事纠纷性质的解除同居关系案，更不应对其毫无限度地过分干预，不该出手就别出手。当事人怠于寻求公权力救济时，应及时以撤诉结案，绝不再为其浪费司法资源。放弃过去哪种管得过多过宽的印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陈旧观念和力所不及的无奈吧，效率才是优位的选择。
总之，对同居关系案，“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的提法是过时的，不具有现实性、实务性和科学性。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