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人大常委会


珠海市珠海保税区条例

（1998年5月21日珠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1月26日珠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市森林防火条例>等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办好珠海保税区，根据国务院《关于设立珠海保税区的批复》和《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等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保税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珠海保税区，位于珠海市洪湾工业区内，是由海关监管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保税区主要发展出口加工、保税仓储、转口贸易等业务。
第四条 保税区内的企业、机构、个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
第五条保税区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管理与服务机构



第六条珠海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统一管理保税区的行政事务，行使市政府授予的经济管理职权，实行独立核算的财政收支管理。
管委会主任由市政府任命。
第七条管委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负责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在保税区的实施，制定和发布保税区行政事务方面的管理规定；
（二）制定保税区的发展规划和产业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负责保税区的计划、国有资产、投资、对外经济贸易、财政、统计、治安、劳动人事、运输、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公用事业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四）市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八条保税区建设、规划、土地房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事项，由市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协调管理；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关于保税区的特殊政策对保税区管委会的工作给予特别支持，涉及报建审批、核发证件的，可以委托或者授权办理，具体办法由市政府规定。
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事项，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派出机构进行管理。
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保税区的税务工作。
第九条海关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对保税区实施特殊监管。
第十条保税区可以依法设立劳务、公证、审计、会计、律师等服务机构，为保税区企业、机构提供服务。
第十一条管委会对市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管委会行使本条例规定的职权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应当报市政府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管委会的工作机构对管委会负责，并接受市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



第三章 企业设立及管理



第十二条 市政府鼓励投资者在保税区举办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并给予优惠待遇。
第十三条投资者在保税区内经批准可以设立贸易企业，与境外企业从事贸易活动。
第十四条投资者在保税区内可以设立仓储企业，开展保税仓业务。
第十五条国内外信息机构在保税区内可以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开展咨询业务。
第十六条 经金融主管部门批准，国内外金融、保险机构可以在保税区内设立营业机构或者办事处，开展金融、保险业务和联系、咨询服务。
第十七条投资者可以在保税区内申办交通运输、通讯等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企业。
第十八条投资者在保税区内设立企业或者代表机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投资者提出申请，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管委会发布的投资导向目录，依法予以核准登记；
（二）设立经营特定业务的企业，由管委会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
（三）企业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办理注册、备案、登记、开户手续；
（四）投资者应当按期出资，并履行验资手续，验资报告应当报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保税区内的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设置账簿、编制报表，凭合法、有效凭证记账并进行核算，记录有关进出保税区货物和物品的库存、转让、转移、销售、加工、使用和损耗等情况。
保税区内的企业应当与海关实行电子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交换。
第二十条保税区内的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企业在建设、生产、运营中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向管委会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章 经营规则



第二十一条对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进出口的货物，除实行出口被动配额管理的以外，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保税区内的企业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保税区与非保税区、保税区与国内其他保税区之间的贸易。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不得进出保税区。
第二十二条保税区内的转口货物可以在区内仓库或者区内其他场所进行分级、挑选、刷贴标志、改换包装等简单加工。
第二十三条保税区内的企业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
经海关批准，保税区内的企业可以将境外运入的料件委托非保税区企业加工，也可以接受非保税区企业的委托，开展加工业务。
第二十四条保税区内的企业在保税区内举办境外商品和非保税区商品的展示活动，展示的商品应当接受海关监管。
第二十五条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由货物的收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备案。
第二十六条鼓励保税区内的企业开展国际货物转运、分拨业务。
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保税区内的企业可以从事通过保税区进出的集装箱运输、货运代理等业务。



第五章 出入管理



第二十七条从保税区进入非保税区的货物，按照进口货物办理手续；从非保税区进入保税区的货物，按照出口货物办理手续，出口退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海关对保税区与非保税区之间进出的货物，按照国家有关进出口管理的规定实施监管。
第二十八条从非保税区进入保税区供区内使用的机器、设备、基建物资和物品，使用单位应当向海关提供上述货物或者物品的清单，经海关查验后放行。
第二十九条运输工具和人员进出保税区，应当经由海关指定的专用通道，并接受海关检查。
第三十条进出保税区的运输工具的负责人，应当持管委会批准的证件连同运输工具的名称、数量、牌照号码及驾驶员姓名等清单，向海关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第三十一条除经管委会批准的安全保卫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在保税区内居住。



第六章 金融管理



第三十二条保税区内机构的外汇收支，依照《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保税区设立的金融机构，可以依法办理外币及人民币业务。
第三十四条经证券主管部门批准，保税区内的企业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证券管理法律、法规，在国内外发行股票、债券。
第三十五条保税区内企业之间可以以外币计价结算。



第七章 建设与房地产管理



第三十六条保税区内的企业、机构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当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向规划国土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第三十七条保税区内的企业、机构需要进行工程建设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八条保税区内的企业、机构应当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法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十五日内发给房地产权证书。
第三十九条保税区内的企业、机构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可以依法转让、租赁、抵押，但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依法纳税。



第八章 税收规定



第四十条从境外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保税区内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基建物资，予以免税；
（二）保税区内的企业自用的生产、管理设备和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配件，生产用燃料，建设生产厂房、仓储设施所需的物资、设备，予以免税；
（三）保税区行政管理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管理设备和办公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配件，予以免税；
（四）保税区内的企业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件，予以保税。
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范围以外的货物或者物品从境外进入保税区，应当依法纳税。
转口货物和在保税区内储存的货物按照保税货物管理。
第四十一条保税区内的企业生产、加工的产品在区内销售的、不征消费税、增值税。
第四十二条保税区加工运往境外的产品，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免征关税。
从境外免税进入保税区的货物、物品再运往境内非保税区的，照章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第四十三条保税区内加工企业的制成品及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余料运往境外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海关办理手续；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免征出口关税。
第四十四条在保税区内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百分之二十五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已设立的企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依法享受过渡期税收优惠。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保税区企业、机构、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海关或者保税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四十六条管委会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本条例自1998年7月l日起施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
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
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
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